让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编者按：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直接领导的工农群众和军队相结合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起义之一，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后来陕甘边、陕北、陕甘根据地的钢骨铁梁。如刘志丹、谢子长等领袖人物。后来形成的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和通向全国胜利的桥梁。2018年，是渭华起义爆发90周年，在全国上下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期，缅怀先烈先辈的丰功伟绩，挖掘总结渭华起义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激发全市上下追赶超越的无穷力量，为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新渭南而不懈奋斗！

渭华起义战斗略图

90年前在陕东地区爆发的震撼西北的渭华起义枪声虽早已沉寂，但那场起义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起义过程中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深入挖掘、提炼和总结渭华精神是我们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基础。正如习仲勋同志所题“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一、渭华起义的历史背景

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基地———咸林中学

陕甘赤化的发祥地———赤职

渭华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在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组织领导的一次工农革命军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武装暴动，之所以能在渭华地区爆发，大致有五个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是渭华起义爆发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渭华地区传播，以魏野畴、王复生、王尚德、王懋廷、吴化之、方仲如、张宗适、张仲超、潘自力、刘建侯、杨晓初等为代表，以华县咸林中学、赤水职业学校、渭阳中学、富平立诚学校为阵地，以《青年生活》《向导》《先驱》《秦钟》《共进》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为载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为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其次，党团组织创建较早是渭华起义爆发的组织基础。渭华地区建立的党团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旅外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党团员受党组织指示建立的；一类是根据陕西党团组织指示建立的。1922年8月，在武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尚德，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创办了赤水职业学校，以此为阵地进行建团的准备工作。1924年5月30日，陕西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特支成立，王尚德任书记，赤职成为陕甘地区赤化的发祥地。1925年12月，在吴化之的指导下，以团赤水特支为基础，王尚德任书记，成立了中共赤水特支，隶属中共豫陕区委，后归中共西安地委领导。

再次，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是渭华起义爆发的社会基础。1925年11月22日，张宗适和雷光显等发起成立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东张村乡农民协会，接管本村行政权，成为“陕西农民觉悟的先锋队”。1925年年底，东张村附近及赤水一带先后成立农民协会20多个。1926年1月1日，根据省学联决议渭南县学生联合会在赤水召开200多人参加的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议，号召民众打倒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发展农民运动。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要求，并制定了首先发展渭南、华县（今华州区）、富平、蒲城等县农民运动的计划。1927年5月，华县（今华州区）农协召开群众大会，驱逐了赃官县长叶振本。1927年6月，渭南县已有区农协9个，村农协135个，会员5131人。

马克思主义传播基地之一渭阳中学

第四，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初具规模是渭华起义爆发的军事基础。1927年7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领导的政治保卫队为骨干组成了许权中旅，全旅有共产党员53名、共青团员13名，并设有党团委员会，杨晓初任书记。1927年11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目前军事行动决议案》中指出：“许旅在西北为党的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在现在又为反冯战争中党的唯一军事力量。”1928年4月1日陕东特委成立后，为加强渭华地区农民武装的骨干力量，从华县（今华州区）、渭南选派了40名农民运动优秀分子，秘密前往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政治，为渭华地区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陕东赤卫队）。

第五，陕西“年馑”的迹象已经显现，是渭华起义爆发的诱导基础。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没有收成称为饥年，两料没有收成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没有收成称为年馑。1928年（民国17年）春季，陕西关中地区包括渭南、华县（今华州区）在内，气候异常，滴雨未下，持续干旱，小麦长势稀拉低矮，收成无望，有些地方连小麦种子都收不回来。加之正值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间，大多数群众家中存粮很少或没有存粮，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就加剧了群众的生存危机甚至恐慌心理。群众无农活儿可干，就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生活、生存问题，很容易把革命的目标瞄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或财东家，便于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行动。因此，加重了的自然灾害的蔓延，“年馑”即将到来，给渭华地区布满了革命的干柴，是渭起义爆发的客观诱导因素。

二、渭华起义的主要经过

1928年2月29日，渭南县宣化事件发生地旧址———宣化观

渭华起义的发生、发展、高潮和失败有一个基本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渭华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即九·二六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武装农民”等要求。不久，渭南县发生了“宣化事件”。渭南县宣化观内有两种势力，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宣化高小为中心的进步势力，一种是以乐育高小为中心的反动势力。1928年2月28日，为了争夺宣化高小的生源，乐育高小的刘铭初、薛明璋等纠集暴徒捣毁宣化高小，并打伤数人。2月29日，在渭南县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数百名群众包围了宣化观，反动分子竟挥刀舞棍、抛砖飞石袭击群众。众怒之下遂将反动分子刘铭初和薛明璋当场殴毙，另两人殴伤。此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宣布“二·二九”群众革命斗争“实属反革命之行动”，并严令整顿学风，停办学校，解聘教员，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陕西省委指出，“宣化斗争在陕西党的工作上，的确是一新纪元啊！”宣化事件成为渭华起义的导火索。3月22日，省委决定以渭南、华县（今华州区）、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并成立以省委常委刘继曾为书记的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加强对陕东暴动斗争的领导。

第二阶段，崇凝暴动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28年5月1日，渭南县崇凝镇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建立了陕西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渭华起义的爆发。在渭南县暴动的影响下，华县（今华州区）、五一县等群众也纷纷揭竿而起。仅仅1个多月，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组织下，渭华地区就建立了3个区、48个村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以华县（今华州区）高塘、渭南县塔山为中心，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依秦岭北麓沿山、北临豫陕大道，大约200多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这个红色区域内，苏维埃政府掌握了全部权力，国民党基层政权迅速土崩瓦解。

第三阶段，许权中旅的加入与两次反“围剿”的胜利。1928年4月6日，中共陕东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制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定于4月底完全实现暴动计划，并要求许权中旅配合帮助渭华地区农民暴动。5月10日，正在潼关前线参加李虎臣和冯玉祥部作战的许旅接到省委指示，加之李虎臣被冯玉祥打败，当晚唐澍、刘景桂（刘志丹）率领许旅主力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开拔，到华县（今华州区）瓜坡镇后宣布起义，举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5月14日，在高塘举行军民联欢会，庆祝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诞生，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张贴布告、公布政纲，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自己当家做主。

渭华起义指挥部旧址

　

陕东特委成立旧址———江村药王洞

1928年5月1日，渭南县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旧址———崇凝戏楼

渭华起义的爆发动摇了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基础，两次严令宋哲元派兵“围剿”。1928年6月8日，宋哲元派出一个旅的兵力进犯苏区，从渭南县城出发，沿着龙尾坡向塔山运动，企图经崇凝袭击塔山军事据点。陕东赤卫队在大队长李大德的指挥下前后夹击，敌军伤亡惨重，狼狈逃回渭南县城。1928年6月10日，敌师长田金凯又以一个骑兵师的兵力前来进犯，从华县（今华州区）县城出发，经瓜坡、大明寺，兵分两路，准备偷袭高塘革命军司令部。周益山、张汉泉、王泰吉指挥司令部赤卫队英勇抗敌，谢浩如（谢子长）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大队从赤水赶到，从敌军背后发起进攻，敌军遂慌忙撤退。6月中旬，刘景桂和唐澍审时度势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做好革命军主力撤离渭华转战渭北乃至走向陕北的准备。由于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提前，计划未能实施。

第四阶段，第三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走向陕北。两次“围剿”失败后，冯玉祥严厉斥责宋哲元必须限期彻底消灭渭华起义军。1928年6月19日，宋哲元亲自带领3个师，分东、西、中3路同时向苏区进攻。孙连仲指挥东路一个师从华县（今华州区）县城出发，途经瓜坡、金惠向高塘指挥部进攻，与起义军激战于桥峪河，对高塘从东南方向形成包围之势。魏凤楼指挥西路一个师从渭南县城出发，沿龙尾坡上塬，经崇凝镇攻占塔山，切断起义军向蓝田撤退的道路，从西南方向形成包围之势。宋哲元亲自指挥中路一个师从赤水出发，分别从东川、西川同时进攻高塘起义军指挥部和陕东特委驻地三教堂，企图全歼起义军于秦岭北麓山外。面对敌人的多路疯狂围攻，我起义军民虽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众我寡，激战竟日，6月20日，不得不撤退到牛峪口、箭峪口、涧峪口一线，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失陷。6月25日，唐澍、刘景桂率余部继续撤退至洛南县两岔河、保安镇休整。7月1日，又遭军阀李虎臣部强敌的围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英勇牺牲。刘继曾主持召开大会，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不开展苏维埃运动。后许权中率部归李虎臣部的刘文伯师，任旅长。8月，刘文伯师被冯玉祥逼出商洛进入河南，许旅在邓县被不明真相的红枪会打散。至此，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归于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屠杀和反攻倒算，在1928年半年时间里，渭华地区先后有3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

1928年七八月间，刘志丹等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情况和经验教训。随后，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陕北继续闹革命，开创新局面。从1929年至1931年70多次兵变屡屡挫折的沉痛教训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终于认识到军事运动要同农民运动相结合，以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寺村原、湫头原、三嘉原一带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和寺村原游击根据地，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序幕。

1932年12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此后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党和红军投入到创建照金根据地的斗争，但是由于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照金苏区相继损失殆尽。1933年11月3日至5日，刘志丹主持召开了包家寨会议，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年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2月25日，在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为进一步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基础，为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创造了条件。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西省赤源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此后，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支持，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5个月艰苦战斗，将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陕甘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渭华起义中陕东赤卫队塔山军事据点旧址———塔山 

魏家原战斗

三、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

渭华起义由于领导者缺乏经验、革命政策方面存在某些失误、缺乏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原因最终失败，但其重大历史意义不容抹煞。渭华起义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精神价值。正如邓小平同志、徐向前同志、习仲勋同志和汪锋同志为渭华起义题词的那样，“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为革命牺牲精神永存”“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渭华起义精神永放光芒”。那么，渭华起义革命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呢？挖掘渭华起义精神首先要坚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历史、体现特色、提纲挈领、通俗易懂等基本原则。从渭华起义与同时期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清涧起义和旬邑起义等的比较中，可将渭华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矢志奋斗。

——坚定信念。这是渭华精神的灵魂。在外地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魏野畴、王复生、王尚德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以教书和办学等形式，把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播撒在渭华大地，以全新的理念和思想开启群众的心智、转变群众的观念，分析穷人贫穷的根源，激发其革命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及时成立中共的团组织和党组织，使群众有了领导核心和革命骨干，逐渐引导群众走上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道路。

——听党指挥。这是渭华精神的核心。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在关于发动组织渭华起义的有关会议上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同志就提出，渭华地区处于陕西关中腹地，距西安仅60多公里，又紧邻豫陕大道，如果发动武装起义，很容易招致国民党反动派优势兵力的“围剿”镇压；加之，渭华起义爆发已经十天之后，许权中旅的主力部队才以巧妙的方式，从潼关军阀混战的战场撤出并加入到起义队伍的行列。尽管其中有争论、有曲折、有损失，但是在渭华起义的过程中，不管是起义的关键环节还是许权中旅的加入，最终结果都执行了党的指示，做到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

——不怕牺牲。这是渭华精神的特征。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全国几十次较大的武装起义中，像渭华起义那样牺牲的起义领导人职务之高、人数之多以及牺牲的其他起义者和革命群众人数之众实为罕见。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第一大队大队长赵雅生以及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副队长薛自爽先后都在激烈的阻击和撤退战斗中壮烈牺牲，省农民协会委员长王授金也被清乡团残酷杀害。据不完全统计，渭华起义中相继有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房屋被烧毁、拆除或充公，多数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四处流浪，仅高塘地区就有11户被灭门。真是“渭华塬上腥风血雨鬼见愁，渭水两岸暗无天日民遭殃”。

——矢志奋斗。这是渭华精神的品质。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等以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坚韧勇气，从渭华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中重新站立起来，学习毛泽东井冈山斗争经验，在陕北以“狡兔三窟式”的发展战略、“红白灰”相结合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开创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随后，他们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合并为陕甘根据地，使之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并且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大的陕甘宁边区又成为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点（即“两点一存”）。因此，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渭华起义的旗帜并没有倒下，革命者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住。他们以渭华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为镜鉴，矢志不渝，顽强奋斗，一步一步奠定了陕甘根据地成功的基础，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和通向全国胜利的桥梁。这就是渭华精神放射出的耀眼的历史光芒！

四、渭华精神的时代价值

1984年12月，习仲勋同志为修建渭华起义纪念馆作批示

1985年11月20日，邓小平同志题词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渭华精神不仅有其丰富的历史价值，而且有其崭新的时代价值，我们要让渭华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作为共产党人，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坚持“补钙壮骨”、“强身健体”，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这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在工作实践中切实感受到信念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为民的力量和奋斗的力量。

其次，增强“四个意识”不懈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曾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如何检验“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首先就要看是否向党中央看齐，是否向党的领导核心看齐。具体来讲，就是必须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要把“四个意识”转化为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实际行动，坚持围绕核心聚力、向党中央看齐，坚持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动。

再次，勇于牺牲奉献不彷徨。牺牲是指为正义事业舍弃自己的权益乃至生命，奉献是真诚自愿的利益让渡，二者都是高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一些人心目中出现了追求物质利益、淡化精神需求、个人利益至上、忽视集体利益、只求一味索取、耻谈牺牲奉献的泛个人主义现象，这些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现象，与牺牲奉献精神的使用频次减少、牺牲奉献精神的价值认同度降低以及牺牲奉献精神的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有直接关系。在新的时代，积极弘扬牺牲奉献精神，增加追赶超越的正能量，就是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牺牲奉献和奋斗的目标。就是要经受得起各种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考验，做到平常看得出，困难时站得出，关键时候豁得出，“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爱岗敬业、尽职尽责、配合默契、奋发进取。

最后，实现中国梦不停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核心目标可概括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行业和领域形成具体目标、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每一个人都要焕发出最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活力，进而汇聚为推动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当前，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实全省“五新”战略任务，建设渭南“三地一中心”，决胜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谱写陕西追赶超越发展的新篇章。

1986年12月，习仲勋同志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