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先驱松轩先生

编者按 杨松轩先生，陕西省著名爱国教育家。名鹤年，字松轩，华州区龙潭堡（今莲花寺镇）人。先生创办的咸林中学，现在仍是享有名望的省重点中学。90多年来，他创办的一系列学校，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兴办教育，奋发图强，服务社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刚正不阿的品德以及求实创新的精神，给后辈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上周末回老家，闲来无事溜溜达达，无意中走到了高中母校咸林中学门外。也许是因为近乡情怯，每每回忆年少时的人和事都会有些伤感韶华易逝。没敢走进大门，却也忍不住回忆起创校宗师杨松轩先生的12字校训来。

言传身教移风易俗

先生在咸林中学的校规中，提出十二字箴言：诚、朴、强、知、勤、谨、公、平、慈、让、整、洁。也就是崇尚真实，不欺诈；重节俭，不奢华；有精神，不柔懦；多学识、不愚昧；耐劳苦，不懒惰；能谨慎，不放肆；存忠恕，不阴私；得中正，不偏倚；宏仁爱，不残刻；重谦逊，不骄夸；守秩序，不紊乱；养清廉，不卑污。

先生一生，留下了百万余字的精神财富，涉及教育管理、教材改革、师生品德教育、教育与生产等理论，这些教育理论和实践，不仅在当时对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对现在的教育改革，也仍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他的言传身教，率先垂范，践行着他对学生提出的殷殷期盼。

先生有这么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1920年，先生父亲过寿辰。杨家是陕西的名门望族，前来祝寿的人络绎不绝。本来是件大喜事，没想到却因为丰厚的贺礼让先生着实发了几次脾气。

原来，老父亲寿宴结束之后，弟兄四个商量礼金该怎么处置。先生曾经看见《北大日刊》上登有北大图书馆募捐的事，他想用父亲的名义捐礼金五十元大洋，再把剩下的礼金捐给西安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会、陕西赈捐局、咸林中学、模范女学各五十元，共三百元。由收捐机关登报声明，广而告之。不再另设答谢宴，以捐代谢。三弟提出还是以酒席答谢为妥，以免招来口舌议论。先生怪三弟瞻前顾后，措辞颇为严厉。不料，先生的儿子杨钟健又从北京来信，提出要支出一部分礼金答谢行礼的同学。先生气不打一处来，当晚就回信说：“酒席谢客，是一种恶俗，我想廓而清之，才拿这主意代替，何等光明何等正大！汝三叔未明了大要，我说了好多话，才纠正了，你又来胡闹，怎不叫人生气！酒席谢客的事，即速作罢，静候‘以捐代谢’的函寄到了，再分送行礼的友人。”

不料，回信刚发走两天，儿子另一封催促的信又到了。先生大怒，遂又回信正色道：

“谢客是一种恶习，学生今日言解放，明日言解放，连这恶习都打不过去，真真可笑！以捐代谢，这是我矫正习俗主义。若要说出话来，不如拿行礼的钱进馆子去，岂不直截了当？”

结果，全家人都遵从了先生的主张，照原先说定的捐了出去——我国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其父亲海耀公撰《龙潭老人杨君墓表》中写道：“曾资助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费，又捐资兴学”等等，就是从此而来。先生移风易俗的决心和胆识，无人能敌。先生当年的捐资助学做慈善的举动，是多么惊世骇俗、魄力非凡！

时代先驱率先垂范

先生的父亲躬耕垄亩，农事起家，但他敦亲睦邻、治家教子、敬师待人、尚信好义，堪称一乡典范。先生其父虽早年失学，但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子女读书学习。先生年幼时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家学甚深。本来大可考科举做官光耀门楣。直到甲午战争一声炮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难当头，先生不愿再追求功名，转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为此，他拜西北著名爱国教育家刘古愚为师，学习变法维新思想。刘古愚先生是陕西接受西方民主科学的第一人。在维新运动中，与康有为齐名，人称“南康北刘”。在师父刘古愚的教导下，先生下定了改革教育，创办新学，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决心。他返回故里后就致力于把教育改革的理想付诸实践。

他率先设馆，改革乡塾，又辅佐父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本村创办陕西东部最早的新式学堂蒙养学堂，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三十三年(1907年)，又与友人顾熠山、郑云章组建华州教育研究会，研究会拟办两等小学堂，作为教学改革的实验场所，但既无资金又无校舍，困难重重。经他们多方奔走，只筹措到二两银子。

一天晚上，他与友人彻夜开会商议办学之事，熬尽半碗灯油。最后议定，不足的经费继续筹措，校舍就借大王庙的现有旧房。不久，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的初等小学堂正式开学。由此留下“二两银子半碗油，大王庙里办学堂”的佳话。

先生随后又筹办女子学校，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正式成立了私立模范女子小学。在积极改革教育，推行新学的同时，他致力于社会教育和妇女解放，倡导男剪辫子女放足，移风易俗。先生曾编写了《妇女发轫》等书，倡导女子教育。先生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女子不强不明则国魂难存。先生为了使女学能够普及，首先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当时风气未开化，女子上学极少，并对女子抛头露面出外求学在舆论上有诸多责难，而先生对此嗤之以鼻，毅然决然地把亲戚和家族中的女眷都一一送出家门入学，在当时的发达地区亦属少见。他认为，一家之作为一旦形成风气，相沿成俗，就绝不再是一家子的事情，而直接关系到国运民风。

辛亥革命期间，一些反对办新学的顽固分子，乘县城混乱之机焚烧县署，哄抢学校。先生毫不畏惧，学生离校后独自一人守护教学设备。捣毁、侵占学校事时有发生，所以孩子们上学一直是时断时续。但是先生决不因时局的干扰而终止孩子们的学习。

潜心办学呕心沥血

1919年4月8日，先生与顾熠山、郑云章等人通力合作，在原两等小学堂的基础上创办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先生秉承父母重视树木树人之传统，组织学生在咸林校园广种花草,遍植林木。他自豪地说：“咸林名符实也，树木与树人继长增高矣。”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先生曾去汉口、上海、杭州、南通及日本考察。他广揽饱学之士来咸中任教。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北京回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魏野畴，就是由先生的长子杨钟健推荐，于1921年被聘请到咸林中学任教的。此后，先生又聘请王复生等进步人士到该校任教，使咸林中学成为当时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他强调学生要学习新知识，学校开设了语文、中外历史、地理、数学、三角、几何、化学、外文和体育等课程；他还强调教育要与劳作相结合，使学生都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他注重教材的革新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经常利用各种集会，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和做人的道理。他向学生大声疾呼：“国人若不急起直追，努力教育自治，后患将不堪设想。”他认为：“学校之主体在学生，学校之精神在教员。”在他的支持下，咸林中学成立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如讲演社、体育会、新剧团、青年励志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等。他还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各种实习活动，掌握种桑养蚕、农业栽培、蔬菜种植、家禽饲养、编织、木工等实用技能，学生要轮流到学校开办的农场、印刷所、面粉厂参加劳动。

为解决办学经费，学校除力争社会各界支援外，还先后办起了园艺部、农场、饭馆、理发店、商店，并设立公储局、医院等。为了使穷家子弟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先生还建立了工读生制度，每年招收的贫寒学生安置在后勤部门，他们上课随班学习，下课服务做工，使家境贫寒的学生得以入学深造。后来，又建立了免费生、减费生、贷费生制度。

当时保守势力对先生推行的新式教育极力阻挠破坏，但他以一往无前的决心认为阻力即助力，排除重重困难，使咸林中学逐步发展，培养了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科技文教界的著名学者，因此被誉为“陕东学府”。

先生在1927年回忆自己办学经历时写道，他遇到过多种艰难甚至危险，均坦然处之，从未稍懈办学的志愿，不论环境如何艰难困苦，他都“视学校如家，爱学生如命。”这一年，县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与咸林中学合并为咸林学校。在成立大会上，先生撰写了一副对联：“苦哉教育、乐哉教育；谤满咸林、誉满咸林。”这是对他一生艰辛的轻描淡写。

先生寄国家前途与民族希望于年轻一代。他说：“学生为国家主人翁，将来国家程度增高，在今日学生，将来国家地位巩固，亦在今日学生。”1928年12月30日，“以教育事业终其身”的杨松轩先生，因脑溢血病逝于华县咸林学校，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莘莘学子。

我国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张伯苓先生为杨先生墓表撰文写道：“陕西华县杨松轩先生，其生平所遇之困穷，正多为余所深受。先生与余从事教育事业，均远在二十余年前，时风气未开，新学为人所反对，社会上对于办学之阻挠，诚有吾人今日梦想弗及者。幸余所办学校，在通商口岸，地方平靖，风气较易转移。而先生辟处西陲，只身奋斗，其所遇之艰难困苦，实百倍于余。设先生办教育，不在县城而在省会，不在西北而在东南，以先生精神毅力，其成效当不止此。实不愧为时代之先驱。”